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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门口了——是戴笠的车。司机打开后车门，面无表情。

    郑耀先上了车。

    车子沿着法租界的林荫道开了二十分钟，停在了一栋三层洋楼前面。这是戴笠在上海的临时公馆——不挂牌，没有门卫，只有两扇永远关着的铁门和围墙上的碎玻璃。

    副官在门口接了他，一句话没说，直接带他上了三楼的书房。

    戴笠坐在书桌后面。

    台灯的光只照亮了桌面的一半。戴笠的脸有一半在光里，一半在阴影中。他穿着便装——一件灰色的对襟长衫，像个乡绅。但那双眼睛没有任何乡绅的和气。

    桌上摆着一份文件。封面上盖着红色的“极密”印章。

    “坐。”

    郑耀先坐下了。

    戴笠没有开口。他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，在手指间慢慢转了两圈，转得很稳。然后他把铅笔放下来，拿起了那份文件。

    “这是李焕章今天下午送来的。他绕过了你，直接来见我。”

    戴笠把文件翻开。里面夹着几页手写的报告一张渔夫的画押口供，还有一张模糊的照片——照片上是一段黄浦江岸边的泥滩，泥滩上有两行脚印。

    “内容我给你念念——李焕章的报告说：三月十二号夜间，六组组长郑耀先在老城厢执行锄杀共党杀手的任务时，蓄意将其推入黄浦江，并在下游安排了接应小船将其救走。报告附了码头附近一个渔夫的口供——渔夫声称当晚看到一条小船从下游码头靠岸，接走了一个浑身湿透半死不活的人。”

    戴笠抬起头，看着郑耀先。

    那双眼睛的审视强度，比瞄准镜十字线还锐利。

    “耀先。有人说你晚上不睡觉，跑到江边去放生红军。你怎么解释？”

    声音不重。但每一个字都像铅弹一样砸在耳膜上。

    郑耀先看着戴笠的眼睛。

    他没有慌。

    在特务处待了这么久，他见过太多人在这间书房里崩溃——有人当场跪下来哭，有人拼命喊冤，有人吓得尿了裤子。这些人最后全部死了。

    因为戴笠最讨厌两种人：撒谎的人和害怕的人。

    郑耀先既没有喊冤，也没有解释。

    他用和平时一样的语速，一样的语调，一样的眼神——甚至嘴角还有一丝得偿所愿的微笑——平静地说了一句：

    “报告处座，李组长说的全是真的。”

    戴笠的手指停了。

    整间书房的空气凝固了半秒。

    “那天晚上，确实有一条小船接走了一个人。”郑耀先的声音稳得像桌面上的台灯。

    “也确实不是我安排的。”

    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。文件袋被过塑封好了，上面贴着一张打字机打出来的标签。

    他把文件袋推到了戴笠面前。

    “处座，李组长可能被人骗了。因为那天晚上去江边接应杀手的——”

    他停顿了一秒。

    “不是共党。是调查科的韩副站长。”

    戴笠的手搭在了文件袋上。

    他没有立刻打开。他只是盯着郑耀先的脸，看了整整五秒钟。像是在判断这张脸后面藏着的到底是忠诚还是别的什么。

    五秒之后，他拉开了文件袋的封口。

    里面有四样东西。

    第一样：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上是一条停靠在码头的渔船——船头的绳扣上系着一根红绳。红绳的系法，是党务调查科的接头暗号。

    第二样：一份从法租界巡捕房流出的出入境备案记录。上面显示——韩副站长在三月十二号当夜十一点至凌晨两点之间，有一次未经报备的出行记录。目的地一栏是空的。

    第三样：一封从第三方渠道截获的日语通讯记录。通讯内容显示，一个代号“白手套”的中间人曾与调查科某高层接洽，讨论“如何处置被特务处追杀的地下人员”。

    第四样：一张手写便条。便条上只有一行字——“人已接到，安排转移苏州。——韩。”

    戴笠一份一份地看完了。

    他抬起头。

    “这些东西，你从哪里搞来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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